電影一開始，法國記者讓·呂沙爾和德國人奧托·阿貝茨站在一起。
他們談的不是戰爭，他們相信戰爭已經夠多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留下的廢墟上，兩個人都相信法德之間應該和解。
讓是左翼記者，奧托是親法的德國人，他們參加過推動法德友好的活動，嘴裡反覆說著永遠不要再發生一次。
但誰能想到十幾年後，他們一個會成為法國最重要的合作派報紙老闆，一個會成為德國駐巴黎大使。
更想不到的是讓的女兒科琳也會跟著父親一起，被捲進這場越來越大的災難。
榮光與暗影
科琳第一次出現在觀眾面前時，她正在進入電影圈。
1938年，她出演萊奧尼德·莫吉的《監獄縱火犯》，讓她一下子有了明星氣質。
電影裡，她甚至喊出一句我是無辜的。
這句話後來會變得非常諷刺，因為現實裡的科琳也一直在說類似的話。
她只是一個想拍電影、想出名、想享受生活的年輕女人，可她偏偏姓呂沙爾。
更糟的是她最崇拜的人就是自己的父親。
父親帶她參加聚會，帶她進入那個越來越靠近權力的圈子。
她認識德國人，認識記者，也認識那些在巴黎佔領之後依然能夠繼續過著奢侈生活的人。
戰爭正在逼近。
他們卻還在跳舞，喝酒，談法德友誼。
所有人都在努力維持一種假象：只要自己不去看，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真正的變化，是讓開始掌握報紙行業。
他原本是左翼、和平主義者，可戰爭爆發以後他沒有選擇遠離政治，反而越來越靠近德國佔領當局。
1940年，他創辦《新時報》，這份報紙後來成為合作派媒體的重要陣地。
一開始，他當然不會把自己說成納粹宣傳者。
既然德國已經佔領法國，那就應該尋找一種新的相處方式，應該合作，應該談判。
慢慢地，讓的報紙越來越靠近佔領者的立場。
他的事業卻越來越成功，他開始擁有過去根本無法想像的資源。
而科琳就在旁邊看著這一切。
但她的電影事業卻沒有像父親的事業那樣一路上升，更糟糕的是她患上了肺結核。
疾病一點點毀掉她原本可能繼續發展的演員生涯。
這條線是電影裡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讓在政治上的墜落和科琳身體上的衰敗，是同時發生的。
父親越來越有錢，女兒卻越來越虛弱；父親進入權力中心，女兒則越來越依賴父親，兩個人反而因此綁得更緊。
而奧托·阿貝茨也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和讓談和平的年輕德國人。
1940年法國淪陷以後，他成為德國駐巴黎大使。
於是三個人的關係發生了一個非常微妙的變化。
讓需要奧托，奧托需要讓，科琳又透過父親進入這個圈子。
原本關於和平的友誼，現在變成了真正的權力關係。
權力給你利益，利益讓你更加依賴權力，依賴又逼著你繼續證明自己沒有選錯。
於是你只能越來越往前走，科琳也是在這種環境裡繼續生活。
她和佔領者社交，她成為巴黎合作派圈子裡的明星。
她的父親越來越有名，她自己也因為年輕、漂亮和電影明星身份成為這個圈子裡很醒目的存在。
可與此同時，她的病越來越嚴重，她的生活開始被身體拖住。
她想要繼續演電影卻越來越難，於是她和父親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
讓既是她的父親，也是她在這個圈子裡的保護者。
而她對父親的依賴，又讓她很難真正與父親的選擇切割。
到了戰爭後期，德國軍隊撤退，巴黎解放。
那些曾經在德國人身邊喝酒、談合作的人開始逃跑，讓也知道自己完了。
他帶著科琳離開法國，兩個人一路逃到德國，最後進入西格馬林根。
這裡非常關鍵。
因為到這一步，已經沒有所謂的我只是想保持法德關係這種漂亮說法了。
他們跟著維希政權殘餘力量來到德國，法國的合作政權已經走到了末路，讓卻依然沒有停下來。
他繼續待在這個已經瀕臨崩潰的圈子裡，科琳也跟著父親一起走，然後戰爭真正結束。
兩個人試圖繼續逃，最終在1945年被美軍抓獲。
從這一刻開始，前面所有的選擇都要算賬了。
讓被押回法國，科琳也被關押。
一個曾經擁有報紙、財富、人脈和漂亮生活的男人，現在只剩下等待審判。
1946年讓被判處死刑，最終遭到槍決。
科琳沒有被判死刑，她被判十年國民失格。
可對她來說人生其實已經結束了一大半。
她的電影事業早就沒有了，名聲毀了，父親死了，身體也越來越差。
1950年，她死於肺結核，年僅28歲。
科琳的命運讓人唏噓不已。
她不是那個掌權的人，她只是一個年輕演員，她曾經擁有過一點點明星的光。
可最後這道光被父親的選擇一起拖進了陰影。
電影裡的榮光和暗影，說的其實就是這種落差。
三小時十五分鐘講的就是這條越走越窄的路，讓和科琳在這條路上最後都沒有走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