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查瑠公圳》这部电影的开篇写着“本片取材真实事件，人物情节皆为虚构”，它所依据的，正是1961年轰动台湾的“瑠公圳分尸案”。 片名中的“圳”指灌溉水渠。国语读作“zhèn”，台语有自己的读法，不宜把不同语言的读音混作普通话注音。
除了瑠公圳，台湾还有八堡圳、嘉南大圳等地名，其中的“圳”，大致都可以理解为灌溉沟渠。 1961年2月，台北水道中发现女性遗体，随后引发大规模调查和舆论关注。发现地点的水道被误称为瑠公圳，“瑠公圳分尸案”这个名称也就沿用下来。电影以此悬案为背景，人物和具体情节经过虚构。
与今天不同，当时没有DNA鉴定，没有完善的失踪人口资料库，更没有遍布城市的监控系统。 警方首先面对的难题是了解死者是谁，而案件一经曝光，很快成为台北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报纸不断刊登新的消息，各种真假难辨的说法随之流传，警方也承受着尽快破案的巨大压力。
大量相关人员被传讯和调查，不过遗憾的是，这宗案件始终未获得一个足以令所有人信服的结论，也因此成为台湾刑事案件史上长期被谈论的悬案。 电影从水圳发现女尸开始，将观众带进1961年的台北。
警方从确认死者身份入手，沿着她生前的社会关系不断追查，新闻媒体的记者也紧随其后，希望抢先得到消息。 但随着调查深入，一些军方和有权势的人物逐渐被牵扯进来，一宗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警方想尽快破案，报纸需要轰动新闻，军方和情治机构则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与顾虑，到了最后，案件就变味了，变成了谁更有权决定什么才是真相。
故事发生的1961年，距离国民党退守台湾已经十二年，那时的台湾仍处于漫长的戒严时期，政治和军事上的紧张感深入日常生活，报纸、广播和出版物受到严格管制，集会与言论受到限制，军方、警察和情治机构拥有极大的权力。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电影花了很多篇幅描写报馆、警局、军方和情报政治机构。 多少也能看得出导演的野心很大，想表现，或者说讨论的很多：比如真相如何被制造的、舆论如何影响司法的、戒严时代普通人的处境、以及在权力与恐惧之下，个人如何寻找真相的。
但电影最大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既想拍一部抽丝剥茧的悬疑片，又想还原六十年代台湾的社会风貌，既想讨论媒体与司法，又想触碰戒严、军方、情报系统和政治权力，甚至还想把人物的家庭、爱情和个人命运都装进去。
结果反而每一条线都差那么一点火候：悬疑不够紧凑，人物不够深刻，故事也并没有那么吸引人，时代也有点虚无感，所以也很遗憾：想法太多太杂，最后没有一个真正成为电影的核心。
但其实，真实悬案本来就给电影留下了巨大的虚构空间。 就像伦敦的“开膛手杰克”，一百多年过去仍没有确定凶手，后来却不断被小说和电影重新想象，电影《来自地狱/屠出地狱/开膛手》甚至直接重新组织案件、人物与凶手；
美国著名的“黑色大丽花”悬案，后来也被写成小说，再后来又被搬上大银幕，也是解构后进行重组。
大卫·芬奇的《十二宫/杀谜藏/索命黄道带》取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震动美国旧金山的“十二宫杀手”案，凶手不断杀人，又主动给报社寄去密码信挑衅警方，而真实案件至今仍没有得到司法意义上的最终破解。
芬奇没有强行替历史宣布一个凶手，而是把重点放在警察、记者和普通人如何被一宗悬案慢慢吞噬，最后拍出来的已经不只是凶杀案，而是一个时代挥之不去的集体焦虑。
再比如奉俊昊的《杀人回忆》，取材于1986年至1991年的韩国华城连环杀人案。电影拍摄时案件仍未侦破，因此奉俊昊大量虚构了警察和调查过程，却把八十年代韩国的粗暴刑讯、落后的刑侦技术和威权社会一起装进了案件里。
而在电影上映十六年后的2019年，警方才通过DNA证据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李春在，后来警方确认他与多起案件有关。
所以从《来自地狱》《黑色大丽花/艳尸案中案/黑色大理花悬案》，到《十二宫》《杀人回忆》，其实都提供了另一种真实案件改编的方法：史实不一定是电影必须亦步亦趋的答案，它更可以是一副骨架；电影也未必要执着于百分之百还原历史，而是把真实案件当作一个入口，在史实留下的空白里重新构造人物、动机甚至答案。
这或许也是《搜查瑠公圳》最值得借鉴、却又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 既然电影本来就不是纪录片，与其同时背负悬疑、历史、政治、现实批判这么多东西，不如干脆把真实案件当成骨架，大胆虚构一个更完整、更有说服力的凶手和答案。
历史负责提供谜团，电影负责给出另一种可能。 这可能更容易拍出一部好看的悬疑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