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片2025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電影節首映現場，當銀幕上出現喪屍化軍官對著足球賽直播畫面行納粹禮時，觀眾席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當終幕字幕升起時，球場歡呼與審訊室慘叫組成的混音，正是本片最細思極恐之處：當暴力被體制合法化，每個人都在不自知中攜帶了精神喪屍的病毒抗體。
《戰慄1978》是一部2024年上映的阿根廷恐怖驚悚片，由路西安諾·歐納提與尼古拉斯·奧尼蒂聯合執導。影片將歷史背景與超自然恐怖元素融合，設定在1978年阿根廷世界盃決賽期間，正值軍政府獨裁統治下的“骯髒戰爭”時期。影片透過一群年輕人被軍警綁架並帶往秘密拘留中心展開，逐漸揭示出他們背後隱藏的邪教身份與超自然力量，最終演變為一場血腥的恐怖屠殺。
影片開場於一場看似平靜的夜晚，一群年輕人在家中聚會，卻突遭軍警破門而入，被強行帶走至一個秘密拘留中心。隨著劇情推進，觀眾逐漸意識到這些年輕人並非普通受害者，而是一個由超自然力量引導的邪教組織成員。他們的被捕並非偶然，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獻祭儀式的前奏。
在拘留中心，軍警原本試圖透過酷刑逼供獲取情報，卻逐漸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恐怖的陷阱。隨著夜幕降臨，邪教成員喚醒了沉睡的惡魔力量，整個拘留中心變成了人間煉獄。軍警與邪教成員之間的角色迅速逆轉，原本的施暴者變成了被獵殺的物件。影片在血腥與混亂中結束，留下對人性、權力與信仰的深刻反思。
歷史與恐怖的融合：政治隱喻的恐怖表達
《戰慄1978》最突出的特點在於其將阿根廷歷史上的“骯髒戰爭”與超自然恐怖元素相結合。這一歷史背景本身就充滿了真實的人間恐怖：軍政府獨裁、秘密逮捕、酷刑、失蹤與屠殺。影片透過這種歷史真實感，增強了恐怖氛圍的可信度與壓迫感。
影片中的軍警象徵着國家暴力機器，他們的行為冷酷、機械、非人性化。而邪教成員則代表著一種對抗秩序的力量，但這種力量並非正義的化身，而是更為混沌與危險的超自然存在。這種設定模糊了善惡界限，使得觀眾在恐懼中不得不反思：誰纔是真正的“惡”？是國家暴力，還是反抗者的極端方式？
角色逆轉與權力解構
影片在結構上採用了“施暴者變受害者”的設定。前半段軍警對年輕人的虐待令人不適，但隨著邪教力量的覺醒，軍警迅速淪為被獵殺的物件。這種角色逆轉不僅帶來情節上的反轉，更是一種對權力結構的諷刺與解構。它揭示了暴力的迴圈性：施暴者終將面對自身的毀滅，而暴力本身並不會帶來真正的控制或勝利。
這種設定也反映了阿根廷歷史中對加害者與受害者身份的複雜認知。在“骯髒戰爭”中，軍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實施暴行，而反對派中也存在極端分子。影片透過超自然的方式放大了這種歷史模糊性，使得觀眾無法簡單地站隊，而是被迫面對一個更為複雜、混亂的現實。
宗教象徵與信仰崩塌
影片中大量使用了天主教象徵，如十字架、倒十字架、祈禱、獻祭等元素。這些符號不僅增強了視覺上的恐怖效果，更暗示了信仰在極端環境下的崩塌與扭曲。邪教組織利用宗教儀式召喚惡魔，軍警中也有人在絕望中試圖祈禱，卻無人得到救贖。
這種宗教元素的運用，可以被看作是對阿根廷社會中天主教傳統與政治暴力之間關係的隱喻。在一個以天主教為主的國家，軍政府卻實施了系統性的暴力與鎮壓，這種“信仰與暴行並存”的現實，正是影片試圖揭示的深層矛盾。
世界盃與民族主義的反諷
1978年是阿根廷首次贏得世界盃的年份，舉國歡騰，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然而影片卻選擇在這一歷史節點下展開一場血腥的恐怖故事，形成強烈的反差。這種設定具有深刻的諷刺意味：在國家形象光鮮亮麗的背後，是無數被掩蓋的暴行與失蹤者。
影片並未直接表現世界盃的場景，但透過廣播、電視背景音等方式，將世界盃的歡呼聲與拘留中心的慘叫聲並置，形成一種“國家慶典與個體苦難”的強烈對比。這種處理方式強化了影片的政治批判性，也揭示了民族主義如何被權力利用，成為掩蓋暴力的工具。
恐怖型別的邊界拓展
從型別片角度看，《戰慄1978》試圖突破傳統恐怖片的框架。它不僅僅是“喪屍+邪教”的組合，而是藉助這些元素探討更深層次的社會與歷史議題。這種“政治恐怖”或“歷史恐怖”的嘗試，使其在恐怖片領域中具有一定的先鋒性。
然而，影片在執行上也存在明顯短板。部分觀眾指出其前後風格割裂，前半段緊張壓抑，後半段卻淪為血漿片，缺乏一致性。此外，角色塑造較為單薄，軍警與邪教成員都缺乏足夠的背景與動機，使得觀眾難以產生情感共鳴。
《戰慄1978》是一部具有野心的恐怖片，它試圖透過一個封閉空間的血腥故事，反映出阿根廷歷史中一段被壓抑的黑暗記憶。雖然影片在敘事與風格統一性上存在不足，但其在政治隱喻、宗教象徵與歷史反思方面的嘗試，仍使其在眾多恐怖片中脫穎而出。
它不僅是一部恐怖片，更是一次對歷史暴力的藝術迴應。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言：“這哪是單純的恐怖片，分明是披著恐怖外衣，狠狠撕開歷史傷疤的利刃。” 對於願意深入思考的觀眾而言，《戰慄1978》提供的不只是驚嚇，更是一次對人性與歷史的深刻拷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