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片2025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电影节首映现场，当银幕上出现丧尸化军官对着足球赛直播画面行纳粹礼时，观众席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终幕字幕升起时，球场欢呼与审讯室惨叫组成的混音，正是本片最细思极恐之处：当暴力被体制合法化，每个人都在不自知中携带了精神丧尸的病毒抗体。
《战栗1978》是一部2024年上映的阿根廷恐怖惊悚片，由路西安诺·欧纳提与尼古拉斯·奥尼蒂联合执导。影片将历史背景与超自然恐怖元素融合，设定在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决赛期间，正值军政府独裁统治下的“肮脏战争”时期。影片通过一群年轻人被军警绑架并带往秘密拘留中心展开，逐渐揭示出他们背后隐藏的邪教身份与超自然力量，最终演变为一场血腥的恐怖屠杀。
影片开场于一场看似平静的夜晚，一群年轻人在家中聚会，却突遭军警破门而入，被强行带走至一个秘密拘留中心。随着剧情推进，观众逐渐意识到这些年轻人并非普通受害者，而是一个由超自然力量引导的邪教组织成员。他们的被捕并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献祭仪式的前奏。
在拘留中心，军警原本试图通过酷刑逼供获取情报，却逐渐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恐怖的陷阱。随着夜幕降临，邪教成员唤醒了沉睡的恶魔力量，整个拘留中心变成了人间炼狱。军警与邪教成员之间的角色迅速逆转，原本的施暴者变成了被猎杀的对象。影片在血腥与混乱中结束，留下对人性、权力与信仰的深刻反思。
历史与恐怖的融合：政治隐喻的恐怖表达
《战栗1978》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将阿根廷历史上的“肮脏战争”与超自然恐怖元素相结合。这一历史背景本身就充满了真实的人间恐怖：军政府独裁、秘密逮捕、酷刑、失踪与屠杀。影片通过这种历史真实感，增强了恐怖氛围的可信度与压迫感。
影片中的军警象征着国家暴力机器，他们的行为冷酷、机械、非人性化。而邪教成员则代表着一种对抗秩序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并非正义的化身，而是更为混沌与危险的超自然存在。这种设定模糊了善恶界限，使得观众在恐惧中不得不反思：谁才是真正的“恶”？是国家暴力，还是反抗者的极端方式？
角色逆转与权力解构
影片在结构上采用了“施暴者变受害者”的设定。前半段军警对年轻人的虐待令人不适，但随着邪教力量的觉醒，军警迅速沦为被猎杀的对象。这种角色逆转不仅带来情节上的反转，更是一种对权力结构的讽刺与解构。它揭示了暴力的循环性：施暴者终将面对自身的毁灭，而暴力本身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控制或胜利。
这种设定也反映了阿根廷历史中对加害者与受害者身份的复杂认知。在“肮脏战争”中，军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暴行，而反对派中也存在极端分子。影片通过超自然的方式放大了这种历史模糊性，使得观众无法简单地站队，而是被迫面对一个更为复杂、混乱的现实。
宗教象征与信仰崩塌
影片中大量使用了天主教象征，如十字架、倒十字架、祈祷、献祭等元素。这些符号不仅增强了视觉上的恐怖效果，更暗示了信仰在极端环境下的崩塌与扭曲。邪教组织利用宗教仪式召唤恶魔，军警中也有人在绝望中试图祈祷，却无人得到救赎。
这种宗教元素的运用，可以被看作是对阿根廷社会中天主教传统与政治暴力之间关系的隐喻。在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军政府却实施了系统性的暴力与镇压，这种“信仰与暴行并存”的现实，正是影片试图揭示的深层矛盾。
世界杯与民族主义的反讽
1978年是阿根廷首次赢得世界杯的年份，举国欢腾，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然而影片却选择在这一历史节点下展开一场血腥的恐怖故事，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设置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在国家形象光鲜亮丽的背后，是无数被掩盖的暴行与失踪者。
影片并未直接表现世界杯的场景，但通过广播、电视背景音等方式，将世界杯的欢呼声与拘留中心的惨叫声并置，形成一种“国家庆典与个体苦难”的强烈对比。这种处理方式强化了影片的政治批判性，也揭示了民族主义如何被权力利用，成为掩盖暴力的工具。
恐怖类型的边界拓展
从类型片角度看，《战栗1978》试图突破传统恐怖片的框架。它不仅仅是“丧尸+邪教”的组合，而是借助这些元素探讨更深层次的社会与历史议题。这种“政治恐怖”或“历史恐怖”的尝试，使其在恐怖片领域中具有一定的先锋性。
然而，影片在执行上也存在明显短板。部分观众指出其前后风格割裂，前半段紧张压抑，后半段却沦为血浆片，缺乏一致性。此外，角色塑造较为单薄，军警与邪教成员都缺乏足够的背景与动机，使得观众难以产生情感共鸣。
《战栗1978》是一部具有野心的恐怖片，它试图通过一个封闭空间的血腥故事，反映出阿根廷历史中一段被压抑的黑暗记忆。虽然影片在叙事与风格统一性上存在不足，但其在政治隐喻、宗教象征与历史反思方面的尝试，仍使其在众多恐怖片中脱颖而出。
它不仅是一部恐怖片，更是一次对历史暴力的艺术回应。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这哪是单纯的恐怖片，分明是披着恐怖外衣，狠狠撕开历史伤疤的利刃。” 对于愿意深入思考的观众而言，《战栗1978》提供的不只是惊吓，更是一次对人性与历史的深刻拷问。
